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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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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好自己一亩三分地--摄影家李泛访谈
 
作者:蔡焕松  发布时间: 2015-01-20 15:56:42
 
 

  蔡焕松:你的摄影经历跟上世纪很多人一样,都是从拍沙龙开始的。那时拍沙龙是一种个体行为,而你现在是学校体制内工作的人。那么一个自由的摄影发烧友,与一个在体制内从事专业的摄影人,拍摄创作有什么不同?


  李泛:摄影发烧友都是从最基础开始的,我们这代人从1980年代初开始发烧,那时候没有渠道可以展示,因为可以发表的刊物非常少,成败全靠自己摸索。我一开始也是拍沙龙、风光、唯美,那时候养成一种惯性不自觉地追求某种完美,因为我的性格也是完美主义者,达不到完美我不拍,那时也拍了一些所谓的作品,现在看来都是小儿科了。从1986年开始,因工资较低,入不敷出,暂时放弃了这一爱好。


  蔡焕松:1980年代初,因为传播展示平台很有限,所以很多摄影人都得遵守当年展赛的评判体系、评判标准,以一种全国统一的标准来拍摄。也只有认可当年单一的评判标准,作品才有出路。对此你是怎么看?


  李泛:是。眼光统一、认知度统一,追求漂亮、光影效果、构图完美,没有多元化审美视觉。


  摄影毕竟是舶来品,其实它真正进入中国的时间是改革开放以后,之前老一辈沙飞等等,其实也没怎么看到国外影像,他们是按照影像本体的真实记录功能来反映战争场面。而后文革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假大空的拍法,是一种按照政治需要来的,不加思考,也没有方法,对影像表达单一,政治需要我们拍什么就拍什么。再后来文革后,看到了国外纪实影像,改变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其实那时候,包括后来又提倡的很多,我个人认为我们已经落后了。表达思想是要通过视觉影像形式来呈现的,内容与形式是一个辩证关系。


  蔡焕松:当初这个过程对你后来的摄影有什么影响,为什么?


  李泛:我认为帮助非常大。我要努力把它拍好,完全并非刻意的习惯。就像我们单位人都说你老获奖,咋也没见过你拿照相机呢?我常跟他们说,放下照相机我都不知道以前是咋拍的,但拿起照相机,我就全神贯注,快速手动调焦、测光,这一切都是在不自觉中完成的。要想拍好作品,就要达到人机合一的状态,这时影像与技术已经没有关系了。


  蔡焕松:这就是形成你长期积淀的观看方式和影像记录能力的基础。


  李泛:是长期养成了对光线的敏感和观看方式。我放下照相机,真的全然没感觉,而拿起照相机就敏感,这种敏感不是说你采访我,我瞎编的。其实我想摄影艺术走到一定深度,已经跟技术没有太多关系了,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最初的技术支撑。所以不管怎么,我都坚持着我的拍摄方式。第一,我不是媒体的;第二,我改善生活以后,不需要我拿照片去换钱了,我认为只有在人的心态、生活各方面平稳的时候,在没有功利的情况下,你才有更好的心态去投入摄影。


  蔡焕松:你说的对,人的心态平稳了,对社会的理解,对影像的理解才有一种平衡性。你有这个平稳的心态,是不是跟你中间搞根雕解决了生存问题有很大关系?


  李泛:对。当时我在学校里为学生服务,摆摊照相,下了课我就去,也受到了学校非议,但是没办法,我要生活。后来,一次偶然机会我喜欢上根雕,并坚持很多年。因为根雕的商业价值,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当时我做了很多,都没地方放,刚好有一年植物园举办郁金香花展,大家看花的热情非常高,我就在郁金香花展期间,在植物园800块钱一个月租下它的图书馆作为我的根雕展展厅,那是1988、1989年的样子。


  蔡焕松:每月800多的租金在当时是很大一件事,你没压力吗?


  李泛:很贵的,我就租下来了,收门票,五毛钱看一次,学生来了集体的两毛钱,维持了两三个月。直到有一天,新加坡一个园艺师到植物园看花展,偶然看到了我的根艺展,最终花30多万将我展览的根艺全部买走,这样就解决了我的生存问题,我又买了一架新相机开始了我的摄影创作。


  蔡焕松:就是说,这个过程你用给学生照相、搞根雕展先解决生存,其间根雕艺术也给你增添了很多审美方面的实践,对你日后拍摄起什么作用?


  李泛:起决定性作用。我搞这个根雕叫随形雕琢,看到一个根,就会快速判断出它的价值。基本的判定是这样:做人不做兽。我先看有没有塑造人形像的可能,比如历史人物;如果没有塑造人物的可能性,就看鸟兽;这时,做虎不做猫,做鹰不做鸟,看大不看小,它是一种减法剔除方式。


  蔡焕松:你在根雕创作实践中,往往是通过拟人、象形等形象思维过程完成的,这种思维方式对你后来的摄影有影响吗?


  李泛:就是所说我的画意意象的开始。


  蔡焕松:这种审美思维方式与你后来转到人体摄影有关系吧?


  李泛:有。其实剔除方式对于我捕捉力有作用。常言说要抓瞬间“决定性瞬间”。我上课问很多学生、摄影人什么叫“决定性瞬间”,他们说就是最好的一瞬间,百分之百都这样回答。我说“决定性瞬间”翻译得非常好,那就是借最好的一瞬间使事物产生全新的意义与意境,这叫“决定性瞬间”,而不止是那一刹那。解释这话的时候,以布勒松那张照片为例,背景广告牌,前面那人跨过地面积水。我说,如果不下雨,他不会跨,不会跨也没有影子,后面没有广告牌,跨过去跟影子跟水都没有关系。所以这就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下,我们借助记录天象、地象、物象来产生影像的意义。所以说很多人都理解有误,拍的不好。


  现在很多摄影者将镜头贴近被摄人,造成了被摄人极度夸张与变形,表现出对被摄人的极大不尊重。不能强加于人,不礼貌,说严重了就像侵略。我常常跟学生说你想跟别人亲密交流,一定要有恰当的位置,离得太近免不了唾沫星飞到对方脸上,离得太远有看不起对方之嫌,所以必须找一个恰当的位置。在拍摄时,人多有人多的拍法,人少有人少的拍法;退一步有退一步的拍法,进一步有进一步的拍法,总之在拍摄时要足够尊重你的拍摄对象。


  蔡焕松:当年你拍人体,我理解的缘由是,那时全国有一股热,这股热的来源,是因为当年大家在意识形态方面被压得太紧,都想寻求一种新的情感渲泄渠道和新的影像话语对象,于是有些摄影人又回到了摄影术发明时模仿绘画的起点。


  李泛:好像火山地震一样,沉积多年,需要找一个突破口迸发。我以为拍好人体摄影作品主要表现的是模特与摄影师的自身修养,并非让人脱掉衣服再加上快门卡嚓成像就是人体摄影作品。它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创作过程,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必须有良好的综合修养。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浑然一体,需要摄影家在两个方面都做出努力,不仅要有独到的想象力、见解、眼力,丰富的生活经验,而且要有其卓越的表现技巧和娴熟的影像造型能力,只有具备上述能力的摄影师才有可能创作出有巨大艺术感染力的人体摄影艺术作品。


  另外,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有很多人都在帮助你,哪怕他只帮过你一点儿,说了一句话对你有所启发,他也是你的老师。所以我每一次拍摄都会得到各界朋友的帮助。


  蔡焕松:你在人体摄影这块天地里创作了很多很好的影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奠定了你在业界的一定知名度。


  李泛:好多人一说李泛,“拍人体的”。当时我很不喜欢听,所以不断参加比赛,非要洗刷专拍人体的这种说法,后来我参加由《中国摄影报》举办的“岁末南国大拜年”摄影擂台赛,五站比赛,我站站获奖,是擂台赛中唯一的五连冠,参赛作品没有一张人体。我想让人看到我另外一面。


  蔡焕松:改变了人们的偏见。后来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让你从追求唯美走到纪实这一块的呢?


  李泛:陕西是一个摄影大省,曾对摄影人的影响非常大,大家都不能否认这一点。但它并没有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你的世界观决定你的影像拍摄方式,世界观、关注点在你的影像中会说话的。我不愿意受任何人思维干涉,不愿意崇拜任何人。我看作品本身不看作者名字,后来从事摄影教学,我必须看作者名字,那是要研究这个人的拍摄风格、拍摄路径以及他的成长历程。


  蔡焕松:你是不是怕先入为主,影响你自己的客观判断?


  李泛:我怕有他们的影子,我不愿意有任何影子。这两年很多人跟我说,我跟某老师学,为什么老走不出去?我说希望你打开思想,不要就摄影而摄影,比如你看看美术,美术的历史确实长,光是摄影的营养是不够的,不要集体照抄现实。固然历史是要回顾的,可是今天我们不仅要记录本身影像,同时我们还要用新的一种视觉方式来改变,比如裸体的语言表达方式。裸体语言最朴实无华,朴实无华的影像我们要用最好的方式、语言呈现出来。我们如何去打动人?你不能打动人家,这个影像是不完整的。必须要多看,不应该就一个人的思想把你影响了。所以我们中国的摄影教育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多摄影教师只拿自己的影像做范例,一上课,我怎么怎么拍……我常常跟学生说,用批评的眼光去看每一个人,好的接受,不好的要排斥,不能把所有的东西全装到我们这里,我就是某某某第二,那你永远是第二,对不对?学习超越是我的座右铭,更高、更强、更经典是我的追求。我只需要好好静下来去拍我的影像,星云大师说的一句话非常好,“一个人不允许你永远站在历史的前头”,换言之,我喜欢珠峰,更喜欢大本营,因为我更喜欢储备,当我准备好了随时可以登顶。摄影也一样,我希望储备。我现在能拿出13个专题,每个超过100幅,且每个专题都能拿出来做展览。我获奖是想证实自己现在的拍摄风格不落后,当评委能承认你的时候,说明你的拍摄风格还是能跟得上时代的。因为一个比赛几乎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


  好多人说,拍摄就是快乐的,不想肩负一定的责任。我说没有大爱大胸怀大视野,你不想肩负责任,你就不可能拍出好的影像,那只能是娱乐。


  蔡焕松:你刚才讲的情况,是在整个摄影传播发展过程中有一定典型性的。有些人教学生都是拿自己的东西画成一个圈,让大家绕着这个圈子转,这可能有什么原因吧?以前的摄影技术交流传承往往都是老师带学生,像照相馆的师傅带学徒,这么手把手的很传统、很落后的传承方式,评判标准也以模仿名家名作为度。


  李泛:这个如果你足够优秀,跟着你没问题。教学和师徒是不一样的,教学是传播知识,师徒是继承你的精髓、你的思想,同时自己也发扬光大,老师的思想必须具备一个很高的水准。如果你想要对学生负责任,你想要给别人一碗两碗三碗,你必须有一大锅,甚至更多,并不断补充,让学生取之不尽,始终保持营养;如果你没有那么多,你对学生就是不负责任的。所以说传承带徒弟可以,但你必须是一个经得起考量的大家,如果压不住秤就不要误人子弟。


  我上课的时候,要把中国经典影像指给大家,教他们带着批评的眼光看所有作品,希望学生提出问题共同探讨。摄影很难有定式,谁错谁对,都很难说。我给你讲出来只能是我过去的拍摄感受,而摄影艺术是具有唯一性的。在拍摄时,于你灵光一现,对自然、对事物、对人物的一种特定时期下的特定把握,而产生出来的一种特定影像,那才叫艺术。


  蔡焕松:那你从人体到纪实摄影这一过渡,表现形式的差异先不说,单从价值评判标准来说就是截然两回事。人体摄影的评判标准是以审美为第一性,纪实摄影的评判标准是以社会价值为第一位。你想将二者融在一起还是怎样调整和转换的?


  李泛:是两回事,但是我想以更好的视觉表现力,把沙龙的表现方式注入到纪实摄影里去。我不想从书上抄到本上,完全复制,我想脱离描红。曾经有人说我的摄影像剧照,我反思了半年,突然悟出一个道理来,剧照就是一部电影的梗概,如果我的照片能梗概一段历史,一个民族,一个事件,那我还改什么改?我坚持自己的风格拍下去。后来我到法国的时候,得到了认可。开始法国人对我是很不屑一顾的,根本就不正眼看你,我准备得非常充分,希望作品能够被他们画廊承认换点钱回来。因为开始我不想去,毕竟要花很多钱,我的朋友说:李泛你一定要去,钱我全包了,你去,如卖掉了你包我,卖不掉我包你,我给你当翻译。在这种情况下,我去了,参加第二届索尼世界摄影大赛的颁奖典礼,成为第一位进入戛纳电影宫领奖的中国摄影师。去了以后先到巴黎,我做了三套片子。当时是4月,雨季,我几乎走遍了我在巴黎能看到的画廊,全部都把我拒绝了,都以没有预约为理由。他们实际上坐着没事儿干,他也不见你,我气得打退堂鼓说回去不照相了。后来到了戛纳电影宫展览现场的时候,一个大转折来了,我进去后,一个新加坡评委说,我已知道有中国摄影师获奖,我想在里面找到这个摄影师。他不会中文,他很想帮助中国摄影师。当他现场看到我的翻译时很高兴,在交谈中得知我还拿有摄影作品时,他让我赶快拿来,于是我回到宾馆拿作品。当我将作品摆放到凳子上时,引来了很多观众,这时马克·吕布走到这里,也不走了,坐那儿看,说话颤颤悠悠的。他的助手问我哪儿来的?我说是中国的。他说想收藏我一张,我很激动,让他挑了一张。他说他没带作品,希望能够在我作品上签个字,他给两张签了字,我很高兴。签完以后还没拿到手,旁边的人就买走了。后来有人找到我,一签就是两年合约,三套作品全都没拿回来,卖得非常好。我发现最终他们还是需要带有民族符号的,带有视觉表达力的,能悬挂的。后来我总结一句话,我们的摄影为什么要进入殿堂,殿堂就是庙堂,我们需要我们作品具有“庙堂之气”,好作品挂到墙上,观者看了对他有精神滋养,其实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后来坚定我自己,必须要拍下去。因相互认可,结识了一批著名的摄影家,如王文澜、吕楠、卢广、杨延康等等。


  我相信,德要修,要得正果必念真经,你不修是不行的,上天给了你,你一定要有能力接得住。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你的片子都赶上了?不是这样。就是你赶上了,没有切身感受把握力的话,你看到的瞬间它也不是“瞬间”了。


  蔡焕松:没按下快门时你已经知道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儿了。


  李泛:所以,好的摄影家,当我们没按下快门,能不能成功已经心中有数了,出来是什么样子一定是对应的。


  蔡焕松:你心里已经感应到它是什么了。


  李泛:大家要感应它,要有磁场。如果你是一个大磁石的话,它不由得就往你这儿靠,我希望我作为一个大磁石来吸住我的影像。我常常给朋友讲摄影的时候,举了个例子,高光、暗部、中间调,高光,就是你单位最难管的人,刺儿头;暗部,就是闷着不说话的;中间调就是一般人。想做好领导,就要控制好这三种人,你要把三种影调控制好在同一张画面里,用到你的管理上你一定是好领导。其实我在用摄影哲学跟他们讲如何去管理,我很希望把我知道的,想到的,都传递给他们,我不保守,所以他们愿意跟我共同学习。我希望传递给别人的摄影不是保密的。曾经听说有的摄影师拍了风光就砍掉树,这是最愚蠢的。如果这个是金子,只有你一个人认识了,其他人都不认识,它还会有价值吗?大家都知道它是金子,这才有价值。


  蔡焕松:再问你一个问题,人体很多都是单幅作品来表现,而纪实摄影大多是用组照,你是怎么看两者的关系?


  李泛:问得好。一张照片能够说明问题当然是好的,如果要表达一个思想,表达一个语言关系的话,必须有连贯性,就跟我们写文章一样。


  蔡焕松:要有情感,要有主谓宾、定补状各种语言关系的组合。


  李泛:对,你的语言体系必须是完整的。如果不完整,说明对摄影的认识深度不够。一首诗再好,比不了宏大叙事。针扎一下,面积虽小,绝对强于一巴掌的刺激。所以我们摄影必须像针灸一样,扎对穴位治好病,而不是给他一巴掌的问题。所以摄影,我理解必须有连贯性,我拍人体也一样,为什么在沙漠不同的地方拍呢?拍的原因是希望人们保护自然,爱护自然,通过我的作品能唤起人们的觉悟,当人们不爱护自己的情况下就不爱护自然了,当不爱护自然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被自然抛弃,土壤一沙化我们还活什么?


  蔡焕松:你想用没有活下去的环境来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了。


  李泛:对啊,那时候衣服已经不重要了,树都没有皮了,都死了,人裹一个伪装的外衣还有意义吗?没意义了。最后我拿塑料袋把人裹到里面拍,拍一系列爱护自然,爱护树,爱护环境的。同时我拍西北和西南具有历史人文遗址的,我们人会死,赤裸裸来,赤裸裸走,我希望把人体放在自然那环境里,希望他回归自然,展现人类崇高的境界。


  蔡焕松:你刚才这个阐述很好,但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很多摄影家在拍摄专题的过程中,有些是拍了一张照片,觉得内容展示不足又把其他的东西补齐,从而形成一个专题;有些是先入为主,先研究某个问题、某个看法,按照它的框架,在自然里面去找它的对应物来表现;有些则是有感而发,一气呵成。我看大概有这么几种类型,你是哪一种?


  李泛:第一种情况,这一张好不足以说明问题,深入研究以后再拍,他必须有这个把握能力。进去后,每张照片都能独立成章。还有一种情况,这张不错,再拍却把握不住,放在一块儿是堆砌,没有逻辑关系。


  你说的第二种,先研究,我去哪儿就能拿下来,我认为这是高手,经过研究对比有目的地拍,不是去等,而是去把我需要的东西拿回来,是拿不是找,这是最好的。所以我一直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不知道讲的对不对?


  蔡焕松:对!你现在拍的带有很强主观意识的纪实作品,这条路和你本身工作并不一致,你在学校讲的是新闻摄影课程,新闻摄影跟纪实摄影也是两个不同概念,一个是以当下时效性为标准,一个是以历史文献价值为标准,那你是怎么理解这两者的关系?


  李泛:其实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难。今天的新闻成为明天的垃圾,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今天的新闻应该成为明天的历史,成为一个好的影像,留存在档案馆,这才是非常好的。当今很多人都以快餐式的表现方式记录影像,吃饱就完了,下午就把中午吃的忘了。其实我常跟学生说三句话:在快餐式文化中寻找经典,在塑料时代寻找质感,在浮夸年代寻找内涵。就是我们如何在快餐式影像时代去寻找经典,捕捉经典。所以说如果我今天拍了明天就成垃圾了,那你一辈子很失败,不是一个好记者。那怎么在成为好的新闻片后,仍然成为好的纪实片?不是不行。我们的新闻记者必须升级,你的影像一定要摆脱常人关注的视角。现在人人都是摄影师,没有门槛,报社是谁拍得好用谁的,那就看谁的捕捉力、感受力、对事件的把握、影像表现力更高。拍新闻好多人爱抓高潮,其实最好的结果未必在高潮。


  蔡焕松:这个问题,王朝闻先生有一个很好的提法,就是“不到顶点”,还没有到高潮的时候,往往是最有张力的时候。


  李泛:弓不能拉满,要给人想象的空间。想象的空间可能超过十倍二十倍,比你拉满好得多,所以我们不能拉满。因此我希望我们每个摄影师都有一种弹性的自我表达语言及方式。


  蔡焕松:摄影家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人们看一下作品就知道是谁,形成一种与众不同和不可替代的影像话语。


  李泛:一个摄影家的风格形成了,还必须要突破。就像刘翔,到了一个世界级的点,再提高一点点要付出很大代价。虽然我们到一定程度了,还要继续,不进则退。有人说我像学院派,什么叫学院派?一成不变的脸面那才要叫学院派,形成模式了,我说以后别跟我提学院派,不要提风格两个字。学生在训练过程中,可以有学院派风格,因为训练技术的时候需要规矩,但到了一定的程度,你还学院派那就完了,所以我不希望当学院派,我不想结壳,我也想突破。


  还有人说21世纪产生不了大家,我认为谁说这话都为时过早,现在谁都不是裁判员,裁判员是后人,当信息汇总到一块儿的时候,评判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那么谁能独树一帜,走出自己的路,让别人都认可、模仿、膜拜?凭什么人人都能记住你?你的影像对人类有贡献,那才能让人记住,如“大眼睛”将会永远载入历史。很多大师作品不是拍得好,而是他们的作品改变了事态,改变了人类历史,改变别人的看法,帮助了别人,这才叫大师,拍“风花雪月”不能成为大师。


  蔡焕松:这个问题很有趣,就是说一个摄影家的作品,能让大家模仿、膜拜,才叫你大家。但是这里会产生另一个问题,举例来说,陈复礼在1980年代的时候,他的东西令人耳目一新,令人崇敬,结果很多人来模仿,模仿多了,他的作品力度也淡化了,你怎么看?


  李泛:这一点其实不矛盾,燃烧自己点燃了别人,也是伟大的。现在你看这类作品比起电脑小儿科了,但特定时期产生特定的人物,我们不能拿今天的历史去评判昨天的人物。所以我燃烧了,但别人提高了,那我也是很欣慰的,对不对?


  蔡焕松:我很欣赏你这种观点,摄影家除了记录历史,能用作品点燃自己去照亮别人,这也很伟大。但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李泛:摄影就是这样,模仿永远是模仿,就像模仿秀一样,你超越不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想模仿,而是想超越,超越是硬道理。


  蔡焕松:你讲新闻又拍纪实,我常常思考这两者之间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新闻摄影,有时候因为传播平台的限制,有的拍了也没办法传播出来,时效一过它就不是新闻了;而相对而言,纪实这一块你的主观理念就可以充分发挥,而且展示平台很多,展览、网络等等,这两者本身也有很多矛盾。


  李泛:其实没有矛盾就不能产生事物,我们都在矛盾中成长。新闻摄影也分好多类,我会找我可以参与的类,比如“生活类”。我曾两度参加华赛都拿到奖,但我不是新闻记者,是搞新闻教学的,我把自己放在这个评判体系里,看看是不是够格。不获奖不一定没道理,但获奖是硬道理。


  蔡焕松:用展赛衡量一个摄影家的成就?你参加比赛,就肯定按一种评判标准来衡量投稿了,对不对?我们当过评委都知道,评选公平,不一定公正。因为每一个评委都有自己的偏好,还有在短期内看那么多的作品未必都能看准,风格独特的未必都会得奖你怎么看这种状态?


  李泛:快速决定可能会有差错,但其实也没关系。获奖的不一定就好,不获奖的不一定就不好。但我想看我的作品在那短暂瞬间是不是能把你留住,这是影像的本领。但我不能按照评委的要求去做,就跟人一样我说你好你不一定记得住,我骂你一句你肯定记住我,所以影像也往往是出奇制胜,不要拿太常规的,陌生但又不是刻意陌生,影像既本真又回归,同时又能抓人眼光,这是摄影最大的本领。


  蔡焕松:所以你认为不能按常规评判标准去赢得评委认可?


  李泛:如果评委说这我见过,那就不可能被选出来,在这个平台上拍得好的太多了,不都是艺术,有人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但他不是书法家,所以我们也要看那种有特殊气质的。


  蔡焕松: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摄影家,既要发挥自己在艺术上的独特追求,又要让评委看懂你。你怎么处理的?可能这也是很多读者关心的问题。


  李泛:首先不能取巧,你也不必去刻意研究评委,研究也没有用,为了获奖而获奖,是最低级的参赛标准。关键看我是否能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就跟我招待客人一样,倾尽我所有,我就不信打动不了你。如果你有所保留,而去研究客人会吃什么,是错误的。比如说我投了组儿童,我是把拍到的片子抽出来组成一组,而不会专门为了参赛去拍一个主题。


  蔡焕松:数码技术出现后,门槛没了,很多人第一步就是模仿,也许有一拨人来模仿你,那么长期模仿群体越来越大的时候,会不会把你毁了?那时你怎么办?


  李泛:我不怕的。我带着很多朋友,各种朋友都有,比如有一个学生,在门口等我4个小时,我很感动。他妈妈老问他,李老师今天都教你什么了,明天教你什么了?他妈妈老这样问他,他就跟我说。我说其实我天天在教你,教你做人,当你把人做好了,一切都好了。当有了理念有了思想的情况下,就跟吃饭一样,但必须跟你说哪个好吃哪个有营养,在哪个方向。但有时候就差那么一点儿,却永远赶不上,不是我不教你,我没法儿跟你说,你只能自己用心去感受,只能说到这儿。


  蔡焕松:只能教你观察方法,没法教你怎么拍。那么,你从1980年代初开始摄影到现在,这几十年里,你生活所在的陕西有一拨人在努力打造一个陕西纪实群体,你跟这个群体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李泛:没有。我是游离于这个群体的人,但需要我作贡献的时候,需要我回来的时候,作为摄影人,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必须作贡献,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人。


  历史在发展,我们不能拿自己曾经的历史和一种评价标准去评判所有事物,必须这样,不应该那样……这不够科学,艺术要百花齐放,这是第一。第二,我希望我们重新整合力量,为陕西摄影做贡献。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陕西的黄土确实养育了一些有文化积淀的人,就差一点而破不了,他破不了就永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就像站在美国看世界,站在香港看亚洲,站在北京看中国,你没有一个制高点怎么行?


  蔡焕松:现在全国很多影友都是拍风光片,近几年摄影界大家都在努力倡导发挥摄影的社会功能,于是很多人也开始转拍记录、纪实,对于这批影友,你有什么建议和忠告?


  李泛:如果你拿摄影愉悦生活,或者说没有这个能力再往前走了,就不要再往深走了,愉悦就行了。不可能都是艺术家,金字塔尖只能一个人,多少年来有多少人攀上了珠峰?但你攀不上珠峰不能说你就不能登山,8000米上不去五六千米能上去吧?一样能上去。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放好心态,不能登上珠峰,在珠峰周围走一走,也很好。你跑不了1万米,跑1千米总可以吧?所以走不下去不要苦恼,跑第一当然是英雄,跑不了第一也是锻炼身体。但你是运动员就要努力跑第一。


  蔡焕松:那些还能跑的,应该怎么跑呢?


  李泛:如果你体力好,有能力,一定要跑出名,不要给人生留下遗憾,那么第一体力得好;第二要更加刻苦、努力锻炼身体,要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品格的较量,还有发现的眼光。艺术家最大的本领就是发现,别人发现不了我发现了。我希望人人能出名,这样更好,繁荣摄影事业,对吧?


  蔡焕松:你下一步想做什么?你的理想?


  李泛:继续我的影像旅程,为什么说旅程呢?我的愿望、目标是建立一个西部影像研究院,不管能否实现,我愿意努力。因为第一我认为以我目前对影像的把握,还能往前走,至于能走多远,走走看,我愿意去做。我只想拍西部,就是想表达他们。我想让我的影像,有一种诗意语言,传递给别人一种异样的清净感,没有疏离感。同时西部虽然贫穷,但一个人幸福指数跟贫富没有太大的关系,很多贫困的人过得非常快乐,很满足,80岁,90岁有的是,没必要用现在这种世俗的生活标准去衡量他们。我想把他们的精神拍出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用影像打动外界的人贡献爱心。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我都会捐助,朋友跟着我去,有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的,在捐助时我说“多少没关系,我来捐助就行了。”但是在捐赠的时候,常常因为我的捐赠而感动他们,他们也纷纷献爱心。那儿的百姓都会夹道欢迎我们,说实话,你“掠夺”了那里的影像资源,是为你服务的,你本来就应该回报他们。


  蔡焕松:很好,你能以平等眼光看他们,不管他们现在环境条件如何,但是他们生活得很快乐,你不有意去夸张他们的贫困,歧视他们。


  李泛:我深入大凉山已经19次,我走遍了大凉山的每个角落。有的当地朋友说“你拍片子,我们跟不了你,我们要按顿吃饭的,到点儿就得吃”。但是我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我常常会将炒豌豆炒黄豆带在身上,任何场合下我都能适应。该吃的苦我也吃过,该享的福我也会享,总之人的一生要能屈能伸。


  蔡焕松:事实上这是摄影家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李泛:不了解我的人说我去了一次,其实我去了19次。曾经拍摄一座乡村卫生院,后来获了奖,通过这个,医院盖起来了,他们很感谢我的。还有供孩子上学,我们每一位摄影师都应该是一名爱心人士,去关注那些需要关注的群体。所以说不了解你的人说的话,没必要反驳,因为心中坦然。不要在乎别人在说什么,当有十个人赞赏你的时候,可能就有一百个人唾沫星子在对着你。


  蔡焕松:往往有这种情况,你主观上没想伤害别人,但客观上你的事情一做出来就会伤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


  李泛:对。如果你不把空间给我留下,万一有漏洞了,我一定要挤进去拍。


  蔡焕松:那也公平,你的漏洞他一样也可以挤进去啊!


  李泛:其实,大家都在做事情,只要做得好,没有什么是哪个人的,因为资源是公共的。


  蔡焕松:这个问题很关键--拍摄对象实际上是公共资源,对谁都是平等的,就看谁拍得好。对此每个摄影人要保持一种平常心,不要再计较一些东西,要把精力放在怎么拍得更好,更极致,这是最关键的。


  李泛:同样的表达方式,不同人的世界观。大米能干什么?最简单的换一两块钱,做米饭。再高级的做成粽子,那一块钱可能变成十块。如果再高人一筹,酿成酒,价值更高。个人拍摄方法,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蔡焕松:更何况好和不好不是自己来说。


  李泛:而且评价标准不是自己一个。面好米也好,南方人爱吃米,北方就爱吃面,不能说哪个不好,所以我必须要摆好自己的心态,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一亩三分田种好,世界将一片绿,多好。


  蔡焕松:对,好!就用这个当访谈标题--“种好自己一亩三分地”。


  李泛:还有一句话,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我们到哪个地方去拍专题,一定要蹲下来深入拍,直到满意为止。不是脚步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就算深入。是你理解的深入,情感的深入。


  【原文发于《中国摄影家》杂志2011年第十二期】

 
(新闻来源:中国摄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