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重》，当是存在之重，命运之重，是一个时代，一个被边缘化的族群生存、存在及其艰辛的命运之重。因此，一切伟大的摄影师，甚或艺术家、思想家等等，谁都无法回避，无法对此背过身去。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对人类普遍苦难的持续关注与提问，才可能或多或少地改变和缓解，同胞们这种被无助纠结的命运，也因此才有幸被当世追捧，万世敬仰。

　　坦率地说，一个摄影师拍一幅两幅技术要素完美精致的好照片不足以享此殊荣，唯有长时段持续关注人类同胞的共同苦难，并且拍出了大量系列性的，风格不明，价值立场稳定的优秀照片的摄影师，才有可能得此荣耀。当然，一幅两幅技术要素精致完美的好照片或可成为一个摄影师的代表作，但注定不会使其流芳万世。

　　因为关注人类共同苦难这类摄影师的作品，就其“能指”而言，它有助于提升人类普遍的精神境界，拓展每个个体生命的精神视野。也就是说，其作品是有助于增进人类每个生命的福利总量的，是为满足人类的这一终极需求而诞生的。尽管他们中也不乏对技术美学标准的敬畏者与沉迷者，但总体而言，当是自觉不自觉地为此一终极目的而孜孜以求的艰难跋涉者。也因此，一个摄影师人生及其作品的格局大小与境界高低，就可能发生本质性的差别。或者沉陷庸俗，只为高粱谋;或者囿于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自甘堕落，成为金钱权势的奴仆;或者脱俗自清，披荆斩棘于大道文明之途，使其谋道的过程，成为一种独有生活方式的立体雕像。

　　窃以为，李泛正是处在向摄影的大道文明之途进发的坦途之中，虽有时犹疑和彷徨，有时也缺乏一点自觉的坚守，以及清醒的认识与执着，但值得庆幸的是，至今尚未偏离影像的这一大的目标与方向。对此，或许他并未完全意识到，甚至偶尔也会无意识地自贬其作品的境界与价值，迷恋于光影的表象精致与无疵，但作为观者的笔者，经过这十几年来对其摄影作品的反复体悟，反而更清醒地觉知，其摄影作品的真正价值应在于，他通过记录一个边缘族群同胞在极度贫瘠环境下命运的抗争，一方面为这个自夸过甚的时代留下了一份真实的备忘，另一方面，也在探求这一族群如何抗拒恶劣环境的精神与信念，提请全社会关注这一弱势族群的生存，关怀他们，帮助他们。

　　如此看，李泛也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个充满吊诡的复杂时代，做着一件功德无量的影像见证。事实上，当所有的摄影者，几乎本能地将自己高档昂贵的镜头，对准这个时代飞速发展的少数成功个体，部分繁华的社会之际，李泛专业性的镜头，却是逆着这一潮流，将自己的快门和焦距，对准了这些不仅是在地理上偏远的，几乎会被遗忘的族群，对准了这些同胞的偶然的人伦日常，记录下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及其命运的片段与神情。这显然不是在消费贫穷，更不是在消费苦难，这是一种人类普遍良知的影像自觉与坚守!然而荒谬的是，如果关注贫穷与苦难，就等于消费贫穷与苦难，就是该被嘲讽，那是否意味着，摄影师应该无视贫穷与苦难，在面对贫穷与苦难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选择冷酷地离开或无视?是否意味着，每一个摄影师仅仅应该把自己的镜头对准权力的施虐者，资本的贪婪者?是否应该把影像的资源，统统献给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暴虐无耻之徒?……

　　正因如此，李泛也就为这个看似繁花似锦，眼花缭乱的时代，收藏下了另一卷真实的影像，从而消减了一些刻意的虚化、吹捧与自大。也就是说，李泛在那些所谓的主流影像记录之外，还为我们这个时代留存了另一份更加真实的影像。或许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之后，在那时的历史研究者的眼里，才可能据此拼贴出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影像。因此，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李泛是一位把摄影机的记录功能努力发挥到极致的当代摄影师，从整个中国摄影格局看，其摄影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他为这个看似“崛起的盛世”默默地完成一份珍贵的影像见证。因此，他的摄影作品，绝不属于流行的关于中国发展之快的记忆，而更多是关于中国发展之慢的定格。也正因如此，我以为，其作品的价值在历史之中，在未来视野里，需要等待，需要沉淀。而其中蕴含的关于这个时代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伦理之痛，或许只有在时间的长河里，才能被一些有心的批评者和观看者打捞和挖掘出来。

　　同样如此，笔者研观李泛等摄影师的同道作品，比如解海龙、卢广等等摄影师的作品，虽然也是一幅幅地近距离观看和体味，也会不小心被其精致精妙的摄影语言与技术要素所吸引和诱惑，但理性则会随时提醒笔者，应该及时回归摄影批评的原道立场，更应时刻警惕不被摄影者的自解所遮蔽。

　　固然，关注苦难是任何一个伟大摄影家都必须正视的课题，回答的问题，但在如何关注苦难，表现人类共同的苦难，以及如何通过影像帮助人类同胞摆脱苦难命运的方法方面，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供借鉴。比如，揭露鞭打人性的残忍与幽暗是一种选择，张扬人性伟大之光辉也是一种选择，同样，探求人类如何规避摆脱苦难同样是一种选择。可以说，李泛主观上是希望展现和挖掘这些边缘族群抗拒生存环境艰难的智慧与精神，但在客观上，他同时记录了这个弱势族群令人揪心的贫穷与苦难的命运。他说：“西部生存处境艰难苦难，但那里的人们比城市的人更享有灵魂层面的富足，在外人眼里生活苦难的彝族人，几千年来却在荒凉而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强大的信仰是他们独特的文明之根。从另一个层面上，彝族人比任何一个民族更懂得明察天意，现代文明不过是一个维度罢了。”问题是，当一幅幅记录苦难与无助的瞬间，大当量呈现在观者面前之时，智商情商并不低的观者，或许更会颠覆他的这种自我表述。

　　这是因为，任何摄影作品一旦进入观者的视野，作者的原初意愿都可能被正读或误读，或者被放大，或者被缩小。最后呈现于观者脑海的影像，一定是作者与观者共同重新完成构建的新影像，是二者的共同期待所催生的新影像，因此，作者也将丧失一部分解读权，观者也将获得一定的解读权。毋庸讳言，伟大的摄影师一定是最能洞察观者心理期待与需求的大智慧者。一个不能洞察时代人性共同渴求的摄影师，一定是一位蹩脚的摄影师，格局太小的摄影师。因此，一切伟大的摄影师，优秀的摄影师，成功的摄影师，一定首先是一位人性心理学的大家，然后才是摄影家，影像设计师，以及影像作品的供应商。

　　从“彝家人家”到“云南基督教”，再到“塔吉克人”，“高台民居”系列组照，李泛无疑都是在为这个太快的时代，记录着一个特慢的边远族群的真实生活样态，在为这个太快群体的影像不断告别撂下这些太慢族群的时代，最大化地发挥摄影机的记录功能，尽着一个摄影师的本分。

　　因此，穿过李泛摄影作品的表象语言薄膜，或许我们最大的感受是：当下时代一部分区域和群体超速发展所留下的普遍剧痛与痉挛。而且，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敢不敢承认。或许，有些伤痛只能在历史中被记忆，在影像的档案中备忘。而这些无法遮蔽的发展之痛，或是现代化的“泪水之谷”，但无视或选择性地失明，不是一个伟大摄影师应有的价值选择。一切伟大人物的伟大，不仅仅在其专业手艺的精湛，或许更在于他的道德勇气，在于他面对黑暗时无视恐惧的精神姿态。毋庸讳言，如果一个个体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勇气，不论做什么，都不可能抵达人类精神的高度，无法有大功德于当世后代。这或许就是影像的真正命运与逻辑。

　　这就是笔者观看李泛《生命之重》西部影像四部展后的一些感悟与断想，虽无关乎是非，但却关涉善恶的境界，得焉，失焉?自有秋水为证，秋实做结。显然，我们时代最为紧缺的不是假恶丑的化妆师，也不是褐色疤痕的美容师，相反，恰恰是以摄影机为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因此，任何逃避与冷漠，都是一种生命无法抹去的愧疚。一切美的元素与形式，如果抽离了真的内容，都会陷入永久的虚妄，沦落为时代的耻辱，以及个体的悲哀。

　　《生命之重》，重在命运，重在担当，重在需要永恒的守望……

　　(黑盾，原名姚轩鸽，伦理学者，诗人，独立影像批导者，《南风窗》2010年度人物;兼任中国伦理学会理事，陕西省伦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及秘书长等多个社会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