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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现场的守候与记忆--李泛中国云南基督教摄影作品价值意蕴判读
 
作者:黑盾  发布时间: 2015-01-20 15:16:19
 
 

  进入本文价值解读视野的摄影作品是--李泛新近完成的守候与记忆中国云南基督教徒日常生活、生存状态的最新成果。


  几乎是在打开其新作的同时,准确说,是在看到他的那幅荣获2010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人物类一等奖的作品时,也就是在看到那张广漠苍穹下的四人仰望之图像的瞬间,我又一次被这些作品深深地感动与俘获了。因此,也就无法保持世故的矜持与沉稳,立即表白“有话要说”。可这一次轻诺的代价是,笔者显然高估了自己对这一仰望精神价值准确判读的能力,致使此后的日子,深陷寡信的泥淖与难以言说的愧疚之中。于是,为了人性固有的自尊与世俗的脸面,不得不狂搜资料,恶补与这一主题相关的知识,日夜探寻这一主题的精神内涵与价值意蕴,并被这一课题所深深煎熬和折磨。


  一


  这种煎熬与折磨还在于,在一个GDP主宰一切,全民低头谋财致富,闭眼享受娱乐,穷奢极欲几近疯狂,嘲讽崇高,挖苦良知,羞于仰望,逃避信仰的时代,所有关于仰望的纪实摄影,其现实的意义和价值究竟谁会在意?于是,我突然间似乎理解了法国摄影评论家罗兰·巴特那段精辟无比的名言:“面对某些照片,我希望自己是野蛮人,没有文化。”因为,只有野蛮和没文化,才可能消解我们内心如影相随的扭曲感与屈辱感,才可能使我们的心灵,摆脱长期被撕裂和蹂躏的宿命。


  大凡一切仰望的精神活动,无不因为作为人的生命的局限性与有限性,包括我们生活的不如意与不幸,生存的艰难与窘迫,以及我们天性的贪婪与自私。因此,为了化解人生不得不遭遇的种种苦难,继续活下去的生命勇气,少些余外的苦痛与冲突,仰望至少可以,暂时缓解我们精神领域的疼痛与折磨。毋庸讳言,仰望既是人性的一种内在渴求,也是生存的一种必要选择。


  我在李泛的这组中国云南基督教摄影作品中,我再一次印证了自己对其摄影作品精神取向的基本判断:人道情怀的注视与呈现。多年来,他并没有被五颜六色的流俗所诱惑,也没有在醉生梦死的浊流里迷失。变的只是作品具体的拍摄对象,只是当下捕捉的空间,只是按下快门的时间。所以,在他继续了这种人道价值取向与立场的基础上,我依然无法否认他的这些作品不断探索与求新的精神价值与意义。如果说过去他的镜头主要关注的是现实中人的当下生存、生活的物理、生理状态与环境的话,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生态和谐问题的话,此刻在我手中的这些关于中国云南基督教徒精神生活现场的这些摄影作品,关注更多的则是对当下世道中一个基督教群体精神生活的日常神情,在于全面记录和发现人类信仰领域存在的亚健康状况。这是他用摄影这一把玩已久,游刃有余的技术,更加真实地记录和彰显作为人的精神生活现场状态的新探索和再创造,这也是李泛借此检视作为偏僻地理的中国云南基督教徒日常精神生活状态的现场新尝试。


  遍览这组拍摄视角特别,技术运用娴熟,审美意向圆润的信仰作品,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奇特和新颖的影像信息,更多的是人类精神深处的“呐喊”与警示。这些信仰的符号与元素,早已渗透进中国云南基督教徒的日常生活,角角落落、里里外外,墙上、门上、房上、路上,以及胸前、床前、窗前。而且,经过世世代代的熏陶与导引,也已经入耳入心入脑,成为她们人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再苦再累,再疼再痛,一切都可以暂且放下,仅仅只要最低的要求:活着。生活环境的艰苦,接受;生存状态的恶劣,忍受。再急再忙,也要有自己的节日,过好自己的节日,享受自己的节日。更要给灵魂安妥的时间,休闲的时间,祈祷的时间。“十字架”因此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寄托,“圣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伴侣。因为有了“十字架”和“圣像”,她们原本平庸的生活也就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和目标。仰望,就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杯温热心灵的美味鸡汤。


  因此,心态和缓了,乐天安命了。至少,远离了消费时代都市生活的焦虑与烦躁。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足自娱,沉潜深山的幽静与净土。真的不知为什么,就是在那幅四人仰望图像中,我忽然间觉得,心内某个最为柔软的部位被触动,开始了不由自主的哽咽。我在问自己:为什么当“十字架”高高竖起的时候,为什么当远山无语,苍天抑郁,愁云集结,万物静默的时候,为什么当我面对她们的身影的时候,才对生命的无助,人生的短暂有了如此强烈的感受……


  二


  多少年前,就被解海龙的那幅《我要上学》图片中小女孩的“大眼睛”所震撼。所幸的是,在李泛的这组中国云南基督教摄影作品中,我再次被一位小女孩的“大眼睛”所灼伤。两个“大眼睛”的不同仅仅在于,《我要上学》中的“大眼睛”,是以明确的文字唤醒,让我直接感受到了主人公对知识渴求的眼神,以及用美对教育不公正的“抗议”。正是她那对美丽的“大眼睛”,有效地吸引了全社会对农村教育问题、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的直接关注,推动了希望工程的顺利实施。而李泛中国云南基督教摄影作品中那位小女孩的“大眼睛”,虽然同样引起我的久久注视和关切,但是,我却无法判读这双“大眼睛”里明确的诉求究竟是什么?是无欲,还是无奈?是无望,还是绝望?是安于命运的安排,认命,还是本来就没有任何想法?可以说,在那双“大眼睛”里所呈现的复杂神情,正实实在在地,在墙角里要暗示我们什么,诉说什么,以至于自从第一次邂逅那双“大眼睛”后,我就再也无法忘记和释怀,无法平静,无法安眠,无法熟视无睹,无法逃遁,无法转过身去。


  我在想,污损墙角里支撑那双“大眼睛”的弱小的身体,不知承载了多少同龄孩童的委屈与向往,即使她们的父母,也未必真正懂得和理解。毕竟,电视里炫示的外面世界,在开阔了她们视野的同时,也扰动和激活了她们内心深处潜在的梦想与冲动。那份委屈里,也许有对辍学的不平,也许有对一件新衣裳未得的埋怨,也许有对一顿好饭渴求未得的失望,也许有对放弃游戏的无奈与遗憾,也许……总之,在那双“大眼睛”里,在那清澈的目光里,不知封存了多少难以言说的忧伤与自卑。那时那刻,唯有污损的土坯墙上的“十字架”依然醒目地挺立着,注视着,怜悯着,陪伴着。


  人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在这扇心灵的窗口,无论如何我都读不出快乐与轻松,读不出半点儿童的天真与活跃。有的只是沉重与无奈,还有说不出的悲凉!屋里地上的火已灭,但灰烬的余热尚未散去。凌乱的屋子,散乱的家什,角落的目光,目光的角落,相互交叠。这就是“大眼睛”沉浸其中的现实环境,这就是“大眼睛”生活其中的精神境遇。


  另一双令人难以释怀的“大眼睛”,则是躺在背篓上的那个男孩子的。这双“大眼睛”的背后,同样掩藏了不知多少心酸与怨恨,多少失望与绝望。也不知当时面对拍摄镜头时这个小男孩在探视期待着什么,内心在琢磨着什么,只是依稀觉得,这个孩子肩上的背篓似乎过重,似乎压得过早?罗兰·巴特说:“盯着人眼睛看的人是疯子。”其实,就是盯着照片中的人眼睛看的人同样是疯子。这是因为,如果说摄影师的疯狂在于贪婪地捕捉摄影对象充满本质诉求的瞬间神情的话,照片判读者盯着照片中的人眼睛看则是一次精神的历险与冒险,他企图通过再解读和创造,破解被拍摄对象某时某刻的心灵密码,寻求大于照片画面价值的意义。


  关于眼睛的摄影纪实,恐怕莫过于著名摄影家布列松那幅《苦难的眼睛》了。这幅作品摄于1948年冬至--1949年春之间。当时,布列松先生正在对中国进行采访,他因此亲眼目睹中国人民悲惨和苦难的生活,出于对饱受战争摧残的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在南京市民买米的队伍中抓拍了这一瞬间。关于如何才能拍出一幅好的照片,布列松说过这样经典的话:“要想使所拍的照片耐人寻味,首先要使自己的情感与所摄的事物休戚相关,融为一体。”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家,匈牙利人罗伯特o卡帕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诚哉斯言啊!如果没有对拍摄对象命运的深切关怀,如果缺乏深度的人道关怀与责任,何以能捕捉到那震撼人心,感动春秋的瞬间。可以说,李泛多年来走过的路,正是布列松等一代摄影大师开创的路。这条大道的基本取向就是:弘扬人道主义精神,挥舞自由精神的大旗。


  三


  凡是仰望,都与死亡有关。相反,如果讳言死亡,这种仰望一定是选择性仰望,伪仰望。死亡原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亡还没有降临,或者不知何时降临,以及以什么方式降临。生与死,其实就在一线之间。昨日还在一起谈笑,今晨可能有人缺席早餐;刚才尚在言语交锋,顷刻间就可能天上地下。


  然而,命运的吊诡在于,我们无法拒绝死亡。死亡原是生命构成的基本要件之一,假如没有了死亡,生命也将失去一半的意义。因此,当一个摄影师将他的镜头对准死亡,虽然有制造心理灾难之虞,但却是无法背过身去的抉择。对死亡主题的关注,李泛在《凉山·彝家》中就已经涉猎,从彝家群体死后的仪式,到安葬,到祭祀,都进行过全程的记录。但在中国云南基督教摄影作品中,死亡则有了新的内涵。因为,就死亡的物质意义而言,似乎没有多少差异,但就死亡的文化与民俗而言,不同的文化,则有不同的理解与安排。可以说,一个民族对待死亡的态度和方式,直接关系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在基督教文化氛围下的死亡,显然不同于汉民族对死亡的理解,也不同于彝家人对死亡的理解。云南基督教徒对死亡的理解,就更不同于其它群体。


  请看这幅死亡之图,小屋里,逝者已去,身盖印有十字架的被单,头枕稻草,四位生者环绕而坐。在这生死共居一室的小天地里,生死都既是问题,也是话题。有限性、局限性已成为大家必须共同关心的问题和话题:如何超越现世,消解苦痛,成为彼此不得不直面的境况。也许,在生与死的两难中,宗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试想,既然人生终归有一个终点,如果太过执着今生,岂不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不可否认,放弃今生,原是人为了苟且偷生不得不做出的舍弃。因为这种选择,虽然异化,但可以得到短暂的心理安慰与平静。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对宗教的本质有这样的论述,“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所言的得失对错,我们暂且不究,但作为仰望精神的组织化追求形式,其存在的意义似乎不可有意忽视。


  因此,李泛在中国云南基督教摄影作品的死亡关注中,使人再次直面了生与死的冲突与矛盾,感受到了生与死的无常与偶然,体味了生与死的二元对峙。这显然也是“因为死亡在一个社会里必得有个位置,如果它不在信教的人身上(或者在信教的人身上少了),它就应该在别的地方:也许就在这种为了保存生命而拍摄却制造了死亡的照片里。”就是说,死亡是我们对生命的最后敬畏,拍摄死亡则是摄影师对生命的最高礼赞。


  四


  判读一幅摄影作品的精神意向,神情是我们必须特别注视和认真琢磨的。因为,“神情也许是某种精神方面的东西,一种把生命的价值神秘地反映到脸上去的东西。”仔细判读李泛中国云南基督教每一幅摄影作品中的人物或动物的神情,在其充满多义、多元的神情背后,笔者似乎看到了这一族群更多的共性--这就是云南基督教徒内心的纯洁与安宁。那每一位虔诚祷告的老太太、妇女、女孩的神情,那身临仰望情境的老大爷、父亲、小伙子的神情,那背着耶稣“圣像”教徒的身影,那低矮瓦房里男女主人对话的场景,那正在梳妆打扮的青年女子的神情,那用塑料布搭建的忏悔屋里忏悔者的侧影,那站在窗外手捧“十字架”祷告女孩的剪影,还有那从阳光深处即将进入教堂的教徒和“十字架”的阴影,那亲吻耶稣“圣像”教徒的背影,那蒙面抱着婴儿妇女的身影,等等,无不承载着或简单或复杂的神情。不难理解,由于仰望,给她们的日常生活注入了特别的元素,这就是精神的元素,信仰的元素。因此,也就与当下的流风世俗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为自己构筑了一道拒绝堕落的防线,可以幸免在罪恶的天地里滑得很远,陷得太深。


  内心的纯洁与安宁无疑显露在他(她)们的脸上,安居在他(她)们的眸子间,因此就成为一种充满独特性的神情,成为一种生命与共同体的精神标示,可以将自己与一切欲望之徒区别开来。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日常劳作之外,拥有了一块特定的属于自己的田地。在仰望的群体里,可以互相倾诉衷肠,彼此安慰;在读经的过程中,增添生活的技能与智慧,结交同道好友;在唱诗和演奏中,陶冶性情,增进养成,共同承接苦难,享受苦难,溶解苦难。


  在笔者已经接触到的云南少数民族人物照片的神情中,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那种虔敬与恬静,那种和善与安宁,那种自娱与快乐,以及满怀博爱的神情,无不浸染在他(她)们的每一件服饰上,渗透在他(她)们的每一个动作里,嵌入他(她)们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之中。因此,瞬间感动和影响了笔者,也会感动和影响每一位读者。尽管这些感动和影响我们的神情,在他(她)们或许是一种无奈,甚或是愚昧的选择结果,一种不得不的自我异化,是以放弃自我意志作为残酷的代价。


  五


  如果说李泛的《大漠·人体》关注、呈现的是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冲突,那《凉山·彝家》则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苦难与不幸,到了《中国云南基督教》,他则把镜头彻底对准了人类与信仰之间关系的纠葛与舍得。由此,我们不难清晰地看见李泛在人文摄影之途上筚路蓝缕,艰难跋涉与探索的大致轨迹。至于得失成败,也许见仁见智,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和讳言,李泛所持守的人道摄影立场,践行和探索的人文摄影大方向,是准确无误和极为难得的。李泛基于人道博爱情怀的自由摄影追求与掘进,自觉不自觉地弘扬了人道主义的悲悯意识与自由精神。因此,他的摄影追求,不论是对社会公正的呼吁,还是对弱势群体的呵护,以及对生态灾难的关注,对信仰问题的守候,都充满人道情怀与自由精神。


  上苍从来不会亏待真诚者与执著者,在人文摄影的求索大道上,最大的风险莫过于立场的摇晃、方向的迷失,以及责任的游移,激情的遗失。如果立场坚定,方向守一,责任如天,激情不息,再加上点摄影专业主义的操守与运气,幸运之神迟早都会青睐和光顾的。1940年,世界著名摄影家萝西娅·兰格(1895-1965年)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纪实摄影记录我们时代的社会场景。它映照现在,为将来保留文献。它的焦点所在是人与人类的关系。……它展现的不仅仅是它们的外表,而且追求揭示它们运转于其中、吸收生命、保持忠诚,以及影响人类行为的样式。”这无疑也是对李泛未来摄影追求的一个预警。


  李泛能否在未来的纪实摄影探索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继续高扬人道主义的精神大旗,弘扬自由人道的文明精神,坚持不懈地捍卫公正平等,秉承“人道、公正、自由、责任和激情”的精神,规制自己的摄影实践,匡正自己的摄影追求,在更高更深处用功。而且,一旦切实定位在这个境界上操劳和耕耘,作为实现摄影终极目的的摄影技术,其权重就自然无足轻重了。因为,“摄影成熟的标志已不光是在摄影语言和技术上的丰富与完善,更重要的是摄影本身对所关注对象力度的加强,即对人、对人性、对人类杜会的关注。”


  黑盾,原名姚轩鸽,伦理学者、诗人。


  2010年度荣登国内外最具影响力杂志《南风窗》人物榜。

 
(新闻来源:艺术家提供)